纳米玻璃有哪些特点

[13]这段话的前半段，前面评论过，这里不重复。

但作为儒者，作为思想家，却又为世风日下而扼腕：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据说这种宗法关系是中国古代所独有，世界其他国却无，这或许正是金观涛先生所说的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

因为商品交换所产生的个人利得最大化，[54]使人们尽可能地谋求个人利益的实现，而人们在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人们的财产意识和财产行为会更为明确更为强烈，人们只有保持个人的产权，个人的利益才可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有赖于个人产权最大限度地保持。因有增減者，计所增減，准盜论。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可见宗法关系深深渗透于中国古代法律中。应该承认，权利（现代义）[6]在古代中华法系中虽有表现，却未得到足够重视。

这让我们想起宋代的理欲、义利之辨，当人们问到天理人欲如何区分时，朱熹这样表述：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70]以上主要讲的是那些发生在市场交易中的民事纠纷，根本不需要司法机关的介入，就得以解决。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对此而评论说：法律的准则是诚实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

这就是说，人性是天生的，遵循人性、引领人性即是道，对道的把握需要学习，需要实践。人性有善与恶的表现，但是这种善与恶并非天生如此，而是人类的食色本性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异化。于是，人类本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有了恶的表现。[132]这样来说道令人难以捉摸，确实是这样：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

德治虽也是道之一端，是对人性善的提倡、扶持、奖掖，对人类社会大有救世之功。[3]在谈到对立时，黑格尔说：在对立里，相异者并不是与任何他物相对立，而是与它正相反的他物相对立。

孔子说，道之所以不能实行，我知道其中的缘故，有智识的人做过头了，愚笨的人又做不到。从而有子女的繁殖及其教养。严格地说，对于以上提到的立法司法过程中出现的人性之恶，也同等视之。在他的自由主义的光谱中，他更看重平等的权利，他说：我的论据的核心概念将是平等而不是自由的概念。

礼义，才是圣人创建的，是人们学了才会、努力从事才能做到的。我认定我们全部都接受下列政治道德的基本公设。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203]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定言令式就是绝对命令或道德命令，康德把绝对命令表述为：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这不能不说是比孟子高明的地方。

[65] 参见（德）康德著，苗力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但是，假如认为人性恶是一般的、普遍的、唯一的（韩非近似如此理解），法治转化为暴政就极有可能，因为人性左右都是恶，以暴制暴既是人性的必然表现，也是人类社会的唯一归宿。

然而，人性如果本来没有善根，又如何能够学善、能够行善呢？诚然，荀子也曾以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或者以银行店铺等机构为对象，抢劫财物，不以具体的人为标的……总而言之，抢劫者以暴力获取他人的财物，与他人处于恶的对立中，于他人而言，这种恶的对立是没有同一性的，而于抢劫者却有同一性，因而乐此不疲。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也。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因此，登格列夫对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定义评价非常高。这令我们想到孔子的名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23]假定善恶为两端，那么，扬善是德治的首要，隐恶是法治的专属。

更重要的在于，专利法是防止效仿者不劳而获，与专利人处于恶的对立中，阻碍创新和技术进步。[140]因为道之所设，身之化也。

就其恶的对立而言，形同于战争，但在其人数、组织、武器.规模等方面都不能相提并论。当然，那些接受体系权威的人，可以审视他们的良知，虽然在道德上他们不能接受这体系，但是出于许多理由，还是决定继续这样做。

[37]这种本体论要素，是源于人的本性或本质，它依靠着人的本性或本质以及根源于这种本性或本质的不变的必然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人们对自然法的诘难。

况且，人性自有本善，否则一切良善政治就没有着力处，成为无根之物。进出没有一定的时候，也不知道它去向何方。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另外，我们不仅要界定法律的对象是人们之间因生命财产安全而起的恶的对立，而且还深究处于恶的对立中的行为主体的内在机理，这就有必要从人性的深处，来探讨人类行为的根本，为法律寻找更为本源的依据。

理性主义、个体主义与激进主义三者结合起来赋予那个古老的字眼一番全新的意义。[45] 其实，从人性中引伸出自然法，并非始自马里旦，西方先贤屡有论及，只是马里旦的论证比他们更进一层。

法家以性恶论为基调，以吏为师，一任刑名，行苛政之霸道。[163]通观孔子对道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大的政治架构上。

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它可以概括为如下公式：‘依靠一个可以同时被承认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

[195]他认为人性善是极为罕见的，人性恶则是普遍现象，治理国家要以人性恶作为基本判断：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把正义作为法律的普遍遵循，在西方有着古老的历史，从古希腊到当代，不少思想家法学家都力主此说，但正义究竟为何物，则是众说纷纭：柏拉图的正义是指各安本分、各得其所，趋向于一种善的生活。……在这里，一切权利都被法律固定了下来。这就是说，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

[53]在当代学者看来，柏拉图的正义观缺乏法学定义，不能得到法律和国家政权的支持。[8]这是对立统一法则的否定形式，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告子则认为，人性无善无不善，并说：食色，性也。但是，在政治学的意义上，我们假定这个区域的人性表现无善无恶，即政治学上的中人，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自然法，抑或通过本能知识被人知晓的人性功能的正常运作，之所以对良心具有拘束力，仅仅是因为本性和自然本能反映了理性（神圣理性）的命令。[175]寥寥十五字，深蕴儒家道的精粹。